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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:

職場風雲─我當上特殊教育老師

紐約招聘 幸運被錄用

1988年暑假,正當我準備進入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時,好友吳潔人從紐約打來電話,告訴我紐約市教育局在招聘教師。吸引我的是,可以幫助辦理學生簽證轉工作簽證,繼而協助申請綠卡。當年紐約市教師年薪的起薪只有2.3萬元,但對我這個每月只拿幾百元獎學金的留學生來說,這個年薪如同天文數字。

1988年夏,我開著不到2000元的二手車,由太太和我二哥陪同,來到紐約市面試,同行的還有我大學同窗好友錢尚三。我們上午10時在教育局面試。錢兄先進入面試室,但不到十分鐘便出來了。他說,他被拒絕。原因很簡單,考官問他家住哪裡,他告知住新澤西州。考官說:我們的招聘對象是紐約市居民。不等他辯解,考官馬上向他揮揮手,示意面試結束。

輪到我面試時,我說住在紐約市,考官並未詢問住址。接著,考官查看我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畢業文憑、成績報告單及美國碩士學位的文憑等,馬上拍板讓我去某房間申請臨時性的教師執照,先幹起來再說。他還告訴我,紐約市教育局急需大批的特殊教育老師。我不明白特殊教育是什麼,他解釋是小班制,學生都有不同的特殊需要。我當時以為,一定是中國最常見的資優班。

首次授課 遭遇搗蛋班

臨時教育執照的有效期是一年。在這一年中,持有者必須至少在教育局系統工作一個月,教育局才給延長第二年的臨時教師執照,否則臨時執照一年作廢。這個工作類似個體勞務市場。有人叫就去授課,領一天工資;若沒人叫,我就在家休息。我只在好友沈安和朋友家中住著。

那日約早上6點鐘,紐約教育局代課教師中心來了電話,通知我去紐約市布碌崙區一學校代課一天。我一骨碌爬起來,坐地鐵到達那所學校。學校座落於非裔聚居區。我從地鐵出來,街上震耳欲聾的音樂、琳琅滿目的店舖和行走的人流,讓你感覺仿如置身於非洲鬧市。

到了學校,門衛帶領我到學校的秘書辦公室。秘書將我的臨時教師執照複印存底後,便帶我去見校長。在這所幾乎清一色非裔學生的學校裡,校長和絕大多數的老師卻是白人。校長簡短地和我講,今天你將代課的是六年級普通班。這個班的學生比較調皮,對他們要嚴格,多給他們找些事兒做,以免閒得鬧事。

在副校長陪同下,我來到將代課的班級。一推門,嚇了我一跳;全班約三十個學生,有的坐在課桌上,有的在互相推搡,亂成一團。當看到副校長後,一個個乖乖的回到各自的坐位上。不一會兒,麥克風裡傳來全體起立的命令,這些學生慢慢騰騰站了起來,有的還用眼角的餘光對我從頭到腳的打量。麥克風裡接著宣布向國旗宣誓。我看到副校長立刻將右手放在胸口,神情專注的看著國旗,口中念著什麼誓言,學生多數也如此。我也聽不清楚他們念的是什麼,但我假裝也動動嘴。

為了辦綠卡 咬牙堅持

待我重新回到教室時,我看了一眼課程表上寫的科學課。因為沒人給我教科書,我只好按照副校長交給我的請假老師的備課筆記,照本宣科。學生對讀書似乎沒什麼興趣,而且又是下午,注意力渙散。早晨被副校長請走的幾個學生,又被「放虎歸山」。這一次這幾個學生不出頭鬧事,而是縱容其他的學生滋事。我在寫板書的時後,隱隱約約聽到幾個學生嘀咕著要來找我岔。我邊寫邊警惕地回頭查看,以防學生搞什麼動作。後來又聽見有學生說,那中國傢伙說不定會什麼中國功夫,還是先別去惹他。聽到這些話,膽子壯了一點。看著牆上掛鐘,還有半小時該放學了,我總算平靜些,然後索性和學生們攤牌,這半節課,隨便你們做什麼,只是不許打鬧和大聲喧嘩以免影響其他班級。

當我坐地鐵回住處的路上,對自己能否應付這樣的工作心裡沒底。但是,每天代課能賺到100元,而且教育局允諾,約三年時間可辦妥在美國的永久居留證,因而又下不了決心辭去這份工作。雖然這碗飯不好吃,但總比沒飯吃的好。我也漸漸地摸索出一些對付學生的小手段來。若是年齡小的孩子,送些小糖果、土豆片之類的小零食。

特殊教育 孩子問題多

頭五年我一直是教5至8歲學生的特殊教育班,每班人數約12名至15名,而且還配備一名教師助理。我的班級是屬於學習上有障礙的學生,程度參差不齊。因為年齡小,比較容易控制住局面。此外,有助理管紀律,總得說來還不至於太困難。

特殊班裡的學生很多都來自單親家庭或問題家庭。例如,一個學生有多動症及語言障礙症。他是他母親的第九個孩子,但他的兄弟姐妹是他母親和不同的男人生的孩子,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政府救濟金。

一名學生的父母來自波多黎各。有一次,我要求學生用嬰兒(Baby)這個詞造句。這個孩子第一個舉手發言,他造的句子是明年5月我的媽媽和姐姐都要生Baby。我很奇怪,因為這孩子只有6歲。我問他,你的姐姐多大?他答:15歲,我媽32歲。我將這事告知一位美國同事,她笑笑說:母女倆是同一個男人也說不定。這個男孩子活潑好動,有一次在課堂上搗亂,我取消他的遊戲活動作為處罰。從這些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出,美國性和暴力的氾濫,已侵蝕到孩子的心靈,對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難以通過學校的教育來補救的。從1994年9月,我離開了特殊教育的課堂,而改為從事特殊教育的評審、鑒定和對特殊教育學生做個別輔導的工作。

轉載自:日報新聞
職場風雲─我當上特殊教育老師
職務類別:特殊教育教師   職稱:特教老師   相關職缺:其它教育服務業  特殊教育教師
紐約招聘 幸運被錄用

1988年暑假,正當我準備進入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時,好友吳潔人從紐約打來電話,告訴我紐約市教育局在招聘教師。吸引我的是,可以幫助辦理學生簽證轉工作簽證,繼而協助申請綠卡。當年紐約市教師年薪的起薪只有2.3萬元,但對我這個每月只拿幾百元獎學金的留學生來說,這個年薪如同天文數字。

1988年夏,我開著不到2000元的二手車,由太太和我二哥陪同,來到紐約市面試,同行的還有我大學同窗好友錢尚三。我們上午10時在教育局面試。錢兄先進入面試室,但不到十分鐘便出來了。他說,他被拒絕。原因很簡單,考官問他家住哪裡,他告知住新澤西州。考官說:我們的招聘對象是紐約市居民。不等他辯解,考官馬上向他揮揮手,示意面試結束。

輪到我面試時,我說住在紐約市,考官並未詢問住址。接著,考官查看我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畢業文憑、成績報告單及美國碩士學位的文憑等,馬上拍板讓我去某房間申請臨時性的教師執照,先幹起來再說。他還告訴我,紐約市教育局急需大批的特殊教育老師。我不明白特殊教育是什麼,他解釋是小班制,學生都有不同的特殊需要。我當時以為,一定是中國最常見的資優班。

首次授課 遭遇搗蛋班

臨時教育執照的有效期是一年。在這一年中,持有者必須至少在教育局系統工作一個月,教育局才給延長第二年的臨時教師執照,否則臨時執照一年作廢。這個工作類似個體勞務市場。有人叫就去授課,領一天工資;若沒人叫,我就在家休息。我只在好友沈安和朋友家中住著。

那日約早上6點鐘,紐約教育局代課教師中心來了電話,通知我去紐約市布碌崙區一學校代課一天。我一骨碌爬起來,坐地鐵到達那所學校。學校座落於非裔聚居區。我從地鐵出來,街上震耳欲聾的音樂、琳琅滿目的店舖和行走的人流,讓你感覺仿如置身於非洲鬧市。

到了學校,門衛帶領我到學校的秘書辦公室。秘書將我的臨時教師執照複印存底後,便帶我去見校長。在這所幾乎清一色非裔學生的學校裡,校長和絕大多數的老師卻是白人。校長簡短地和我講,今天你將代課的是六年級普通班。這個班的學生比較調皮,對他們要嚴格,多給他們找些事兒做,以免閒得鬧事。

在副校長陪同下,我來到將代課的班級。一推門,嚇了我一跳;全班約三十個學生,有的坐在課桌上,有的在互相推搡,亂成一團。當看到副校長後,一個個乖乖的回到各自的坐位上。不一會兒,麥克風裡傳來全體起立的命令,這些學生慢慢騰騰站了起來,有的還用眼角的餘光對我從頭到腳的打量。麥克風裡接著宣布向國旗宣誓。我看到副校長立刻將右手放在胸口,神情專注的看著國旗,口中念著什麼誓言,學生多數也如此。我也聽不清楚他們念的是什麼,但我假裝也動動嘴。

為了辦綠卡 咬牙堅持

待我重新回到教室時,我看了一眼課程表上寫的科學課。因為沒人給我教科書,我只好按照副校長交給我的請假老師的備課筆記,照本宣科。學生對讀書似乎沒什麼興趣,而且又是下午,注意力渙散。早晨被副校長請走的幾個學生,又被「放虎歸山」。這一次這幾個學生不出頭鬧事,而是縱容其他的學生滋事。我在寫板書的時後,隱隱約約聽到幾個學生嘀咕著要來找我岔。我邊寫邊警惕地回頭查看,以防學生搞什麼動作。後來又聽見有學生說,那中國傢伙說不定會什麼中國功夫,還是先別去惹他。聽到這些話,膽子壯了一點。看著牆上掛鐘,還有半小時該放學了,我總算平靜些,然後索性和學生們攤牌,這半節課,隨便你們做什麼,只是不許打鬧和大聲喧嘩以免影響其他班級。

當我坐地鐵回住處的路上,對自己能否應付這樣的工作心裡沒底。但是,每天代課能賺到100元,而且教育局允諾,約三年時間可辦妥在美國的永久居留證,因而又下不了決心辭去這份工作。雖然這碗飯不好吃,但總比沒飯吃的好。我也漸漸地摸索出一些對付學生的小手段來。若是年齡小的孩子,送些小糖果、土豆片之類的小零食。

特殊教育 孩子問題多

頭五年我一直是教5至8歲學生的特殊教育班,每班人數約12名至15名,而且還配備一名教師助理。我的班級是屬於學習上有障礙的學生,程度參差不齊。因為年齡小,比較容易控制住局面。此外,有助理管紀律,總得說來還不至於太困難。

特殊班裡的學生很多都來自單親家庭或問題家庭。例如,一個學生有多動症及語言障礙症。他是他母親的第九個孩子,但他的兄弟姐妹是他母親和不同的男人生的孩子,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政府救濟金。

一名學生的父母來自波多黎各。有一次,我要求學生用嬰兒(Baby)這個詞造句。這個孩子第一個舉手發言,他造的句子是明年5月我的媽媽和姐姐都要生Baby。我很奇怪,因為這孩子只有6歲。我問他,你的姐姐多大?他答:15歲,我媽32歲。我將這事告知一位美國同事,她笑笑說:母女倆是同一個男人也說不定。這個男孩子活潑好動,有一次在課堂上搗亂,我取消他的遊戲活動作為處罰。從這些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出,美國性和暴力的氾濫,已侵蝕到孩子的心靈,對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難以通過學校的教育來補救的。從1994年9月,我離開了特殊教育的課堂,而改為從事特殊教育的評審、鑒定和對特殊教育學生做個別輔導的工作。

轉載自:日報新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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